盧緒章曾長期在隱蔽戰(zhàn)線從事黨的秘密聯絡和地下經濟工作，是我國對外貿易事業(yè)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長期的斗爭過程中，盧緒章潔身自好、廉潔自律，忠于自己的理想信念，體現出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高尚精神。
從社會童子軍團到廣大華行
盧緒章（1911—1995），曾用名盧植之，1911年6月出生于浙江寧波鄞縣一家經營米行的小商人家庭。1925年春，14歲的盧緒章輟學離開家鄉(xiāng)，到上海工作。
盧緒章從小就有很強的求知欲，人也聰明，讀書時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共產黨員王任叔，也是盧緒章的老師，原來是浙江寧波第四師范的學生，后到盧緒章就學的鄞縣第一小學講課，經常向學生傳播進步思想，使盧緒章從小就接受了革命啟蒙教育。因此到上海后，除了在輪船公司兢兢業(yè)業(yè)上班、熟悉業(yè)務，盧緒章還參加了上海市商會商業(yè)補習夜校，學習商業(yè)知識，提高業(yè)務水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上海局勢更加緊張。在目睹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種種黑暗和腐敗后，盧緒章更加堅定了追求進步和光明、反抗舊制度的想法。
1927年秋，盧緒章等補習夜校的愛國青年倡議發(fā)起“上海市商會社會童子軍團”，積極投入救濟難民、搶救運送傷員、參加戰(zhàn)地服務、募集捐款等救亡運動中。1932年，因不滿團內腐敗，盧緒章等人憤然退出社會童子軍團，組織了進步社團“蘭社”。蘭社組織讀書會，閱讀進步書籍，座談交流心得體會，開展體育活動，吸引了不少愛國青年參加。但由于沒有制定社團綱領和規(guī)劃目標，缺乏固定經費來源，最后還是宣告停辦。
盧緒章等人對蘭社的停辦并不甘心。他們從蘭社的教訓中明白，要辦成一件事，除了頑強的意志和明確的方向目標，更需要穩(wěn)固的經濟基礎。為了解決資金問題，早在1932年秋，盧緒章、田鳴皋、錢興中3人合資創(chuàng)辦了一家小企業(yè)——光大行，為外地教會醫(yī)院、客戶辦理醫(yī)藥用品郵購業(yè)務。由于資金微薄、營業(yè)額低，加上錢興中半途撤資，經營不到半年光大行就出現虧損，最終夭折。
1933年3月，盧緒章、田鳴皋、楊延修等經過反復商量，決定在原光大行的基礎上成立廣大華行，盧緒章主管財務。廣大華行在原有業(yè)務的基礎上廣泛開展郵寄業(yè)務，其宗旨是為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獲取可靠的經濟來源，并作為進步社團的活動陣地。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廣大華行的發(fā)展非常順利，業(yè)務不斷拓展。到1935年下半年，廣大華行已經擁有了“廣大華行”“海思洋行”“友寧行”3塊牌子，有了一大批穩(wěn)定客戶，業(yè)務蒸蒸日上。1935年底，盧緒章等人在浙江嘉興南湖召開廣大華行創(chuàng)始人會議兼慶功會。會議決定了企業(yè)發(fā)展方向和人事調整方案，確定了廣大華行的主要目標：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讀書活動和愛國活動，爭取早日建立進步的有影響的青年社團。
1935年的“南湖會議”，對廣大華行后來發(fā)展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地下黨第三線秘密組織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救亡中入黨
20世紀30年代，盧緒章積極活躍在上海，每天閱讀進步書刊、出入進步社團，一心追求光明。除了參加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上海職業(yè)界救國會的活動，他還參加了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
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的前身是洋行華員救國會。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上海洋行職員成立了洋行華員救國會，擁有會員1700多人，開展了諸如募集捐款、支援抗日義勇軍、慰問傷員難民等抗日救國活動和宣傳。1936年，上海地下黨組織派人到救國會工作，于1936年10月將其成功重建為公開合法的群眾團體——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成立后，經常組織時事討論會、專題報告會，開辦讀書會、軍事訓練班，吸引了大量洋行華員參加。作為骨干成員，盧緒章不僅在前期積極推動聯誼會的籌建，還認真參加聯誼會和戰(zhàn)時服務團的各項活動，奔走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萌生了投身革命、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想法。
1937年，盧緒章參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舉辦的抗日救亡干部培訓班。這個訓練班由上海地下黨組織直接領導，盧緒章在培訓班接受到了系統(tǒng)的馬列主義革命理論教育，提高了政治覺悟，還認識了介紹他入黨的共產黨員楊浩廬。
楊浩廬是四川宜賓人，1928年加入共青團，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彼時，楊浩廬被地下黨派遣到訓練班工作。經過考察，楊浩廬認為盧緒章的表現符合積極分子的條件，可以吸收到地下黨組織中。1937年10月的一天晚上，盧緒章和楊浩廬進行了一場開誠布公的談話。當楊浩廬詢問盧緒章是否愿意加入中國共產黨時，盧緒章堅定地回答：“當然愿意，我已經找了很久了，我要參加的是勝利到達延安的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那天夜里的談話，讓盧緒章十分激動，久久不能入睡。1937年10月，在楊浩廬的介紹下，由地下黨上海市職委領導陸志仁主持宣誓，盧緒章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時，淞滬抗戰(zhàn)形勢發(fā)生變化，中國軍隊被迫后撤，上海蘇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處于日本侵略軍包圍中，上海淪為“孤島”。為此，上海地下黨組織決定將洋行華員聯誼會改建為完全公開合法的群眾聯誼團體——華聯同樂會，并將此任務交給包括盧緒章、楊延修、張平等在內的10人核心小組。盧緒章明確表示：“決不辜負黨的信任，一定要盡全力將公開合法的華聯同樂會建成建好。”
為完成任務，盧緒章等人不辭辛勞、四處奔走，努力擴大上層聯系面，尋求支持。1938年4月，華聯同樂會取得了公共租界工部局頒發(fā)的核準登記證和社會團體許可證。華聯同樂會成立后，工作計劃和活動由盧緒章、楊延修、陳鶴與理事會主席商議，再提交常務理事會通過并付諸實行。盧緒章還親自發(fā)展廣大華行同事楊延修、張平等加入中國共產黨，使廣大華行成為地下黨的一個重要陣地，也增強了華聯同樂會的組織力量。
1938年秋，為加強黨對華聯同樂會的組織領導，考慮到盧緒章在籌建華聯同樂會中表現出的組織才能和重大貢獻，經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批準，地下黨職委決定盧緒章擔任華聯同樂會黨團書記、黨總支書記。在盧緒章領導下，華聯同樂會繼續(xù)開展吸收會員、組織募捐、支援抗戰(zhàn)、參加義演等活動。1939年夏，華聯同樂會已擁有會員1萬多人，成為上海地下黨外圍組織中人數最多的公開合法團體。
赴重慶接受周恩來直接領導
1940年夏季的一個清晨，兩個身影借著黎明前天色的掩護，悄悄離開茂密樹木掩映中的紅巖村。這兩個人正是剛與周恩來結束會面的盧緒章和劉曉。此時，盧緒章心潮澎湃，耳邊仿佛還回響著周恩來的叮囑：“盧緒章同志，工作環(huán)境是險惡的，你這個‘資本家’一定要當得像樣，但又要像八月風荷，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這是盧緒章跟周恩來的第一次會面，也是盧緒章從上海轉重慶、正式負責黨的地下經濟等隱蔽戰(zhàn)線工作的轉折點。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周恩來決定在上海物色干部到西南大后方建立黨的秘密機構，執(zhí)行黨的交通、情報和經濟任務。在江蘇省委書記劉曉和副書記劉長勝的推薦下，周恩來最終選定了盧緒章。彼時，盧緒章在華聯同樂會的活動已有被敵特注意的跡象。為了隱蔽，他決定轉移至蘇南、參加入黨介紹人楊浩廬所在的新四軍江南抗日義勇軍，地下黨組織也同意了這個請求。當知曉組織要派遣自己去重慶當“資本家”時，盧緒章的第一反應是仍希望參加新四軍。聯絡人緊接著告訴他，“黨組織要將廣大華行改作地下黨掩護據點，改作黨的特殊秘密工作機構，去重慶是直接受周恩來副主席領導”，盧緒章才恍然大悟。他服從安排，于1940年7月只身趕往重慶。
到重慶后，為開展黨的工作，盧緒章一面把重慶等地原有的廣大華行改建為黨的機構，派人去昆明、貴陽、成都、西安經營西藥、醫(yī)療器械、運輸等業(yè)務；一面廣交朋友，吸引各方資金，合股建企業(yè)、進行投資。他牢記周恩來定下的鐵的紀律，“對任何人不允許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包括對自己的父母妻子也不能暴露”，即使面對親人的懷疑，也守口如瓶。
在重慶的一天晚上，盧緒章讓妻子毛梅影幫忙將一批支援八路軍前方部隊的藥品搬上車。望著汽車在黑暗中消失，回到房間后，妻子望著滿頭大汗的丈夫，遲疑地問：“你賣藥做生意，為什么非要半夜三更？還要你總經理親自動手裝車，莫非你是共產黨？”盧緒章望著妻子漲紅的臉，壓下心底的沖動，嚴肅道：“八路軍抗日出大價錢買我的藥，我是中國人，怎么能不賣呢？你千萬不要對別人說，說了是很危險的。”毛梅影聽他說得斬釘截鐵，也就不再追問。1948年下半年，因身份逐漸暴露，盧緒章等人被緊急轉到香港。直到這個時候，家人才意識到盧緒章可能從事著一項十分崇高的事業(yè)，以前誤會了他。長子更是因為自己對父親的誤解，愧疚地向盧緒章道歉：“爸爸！我錯了，我以前錯怪你了。”
1941年下半年，為加強黨的地下工作，廣大華行黨組織和行政業(yè)務機構進行了改組，大家一致推選盧緒章任總經理。是年底，改組完成，盧緒章也在黨組織的同意下，全面負責廣大華行的黨和行政工作。
化名送經費
作為廣大華行的負責人，盧緒章嚴格遵照黨的指示，領導廣大華行支部同志，通過業(yè)務往來和投資、交友等活動，同國民黨的黨、政、軍、特都建立了聯系，如蔣介石侍從室專員施公猛、軍統(tǒng)局少將梁若節(jié)、軍統(tǒng)局少將兼航空檢查所所長嚴少白、國民黨政府四大家族之一當家人陳果夫、國民黨中央銀行的盧孟野、飛行電報員盛棣華、蔣介石妻弟毛慶祥等，并成功利用這些關系取得了掩護黨的機構和干部、調節(jié)資金和交通運輸等便利。
為掩護黨的領導干部和工作，廣大華行設法打通國民黨水陸空運輸和有關關卡的關系，成功掩護劉長勝往返于淪陷區(qū)和大后方，掩護馬純古在昆明和重慶等地活動，為龔飲冰等人購買車船票以方便他們安全地開展活動，安排地下黨員如劉寧一等在廣大華行就業(yè)，給他們提供作掩護的社會職業(yè)；還成功利用飛行電報員盛棣華等人關系，用飛機運送西藥、醫(yī)療器械、黃金、美鈔等來往于香港、重慶、昆明、成都、上海等地，用電臺給廣大華行分支機構傳遞金融和商品行情。
在解決黨的經費需求上，從1937年至1948年8月的11年中，廣大華行為黨組織籌集經費、賺取利潤近400萬美元。每逢組織上收到華僑捐贈但無法在市面上使用的黃金、美元，就交由盧緒章聯系兌換成市面上流行的本票、法幣（或將美元、金條送到銀行中，以做生意為由換成法幣），裝在麻袋中，待夜半三更時再用汽車或竹筏送到接頭地點，由組織派人取走。有時遇到大額的資金，則由盧緒章親自送達。
1942年春，韶關地下黨急需活動經費8.5萬元法幣，但支票匯票轉賬容易出問題，很不安全。南方局指示，讓盧緒章化名重慶老孟，到韶關將經費交給地下聯絡員。盧緒章完成任務回到重慶不久，就得知那個聯絡員被敵人逮捕且叛變了。為了抓捕交款人老孟，敵人特意帶著那個叛徒在特務的監(jiān)視下到重慶尋找。地下黨組織經過慎重討論，決定盧緒章先暫離重慶躲避。當時是戰(zhàn)爭環(huán)境，一般商人不允許買機票，只有軍政界要人才能乘坐飛機。關鍵時刻，盧緒章果斷憑著1942年施公猛贈送的“第二十五集團軍少將參議”證明買到了去昆明的機票，又在“朋友”嚴少白的放行下，平安到了昆明、成都，成功躲過了特務和叛徒的追蹤。過了約2個月，盧緒章才安全回到重慶。
抗戰(zhàn)勝利后，廣大華行也于1945年下半年從重慶遷回上海，盧緒章繼續(xù)負責。1946年是廣大華行發(fā)展的鼎盛時期，截至年底，廣大華行及其分支機構的營業(yè)額已達到119億元法幣，凈利潤達39億元，形成了一個涉及銀行、金融、保險、運輸、鋼鐵、化工、醫(yī)藥等領域的企業(yè)集團。為更好地掩護地下黨的秘密活動，經黨中央、周恩來同意批準，由盧緒章繼續(xù)打通與宋子文、陳果夫、施公猛等人的關系。1947年下半年，全國形勢發(fā)生變化，人民解放軍由戰(zhàn)略防御轉入戰(zhàn)略進攻，強渡黃河、挺進大別山，戰(zhàn)場形勢一片大好。與此同時，國民黨反動派為了維持統(tǒng)治，在上海地區(qū)取締學聯、鎮(zhèn)壓革命活動、搜捕地下黨人，誓要將國統(tǒng)區(qū)的共產黨組織一網打盡。廣大華行也常被人上門盤查、扣押貨物，相關人員也經常被審訊，局勢變得越發(fā)緊張。
1948年6月，因與廣大華行有聯系的同志被逮捕（其妻叛變），黨組織緊急決定將廣大華行全部黨員干部和資金迅速轉移到香港。1948年底，在解放戰(zhàn)爭捷報頻傳的同時，經黨中央批準，決定除香港外，廣大華行所有國內機構一律關停，并清理資產。盧緒章也正式結束“資本家”工作，隨龔飲冰、王一知等人到河北學習。
“為黨賺錢而同流不合污”
盧緒章作為“資本家”，為開展業(yè)務，在觥籌交錯、酒酣耳熱間，結識了多個階層、不同類型的權勢“朋友”。但他作為中共黨員，盡管常常往返于資本陣營，在一個又一個或貪婪或殘暴的“友人”間虛與委蛇，卻一直牢牢堅守周恩來“出污泥而不染”的叮囑，嚴格要求身邊人，堅持“為黨賺錢而同流不合污”。
在外人看來，盧緒章出入有汽車，赴宴是西裝革履，過得十分瀟灑奢侈。然而，誰也不會想到，這位家財萬貫的大老板，貼身襯衣卻打著補丁。為避免引人懷疑，盧緒章不能把衣服拿到洗染店，也不敢請人代洗，只能由他夫人親自處理。每次衣服洗后，再將馬鈴薯磨成漿，抹在領子上，熨燙平齊，以使衣領保持硬挺。
盧緒章從不允許員工和家人浪費一文錢。他常常告誡自己：這些錢都是黨的，共產黨員賺的錢都要上繳組織。根據1948年底統(tǒng)一核算，廣大華行資產合計為158.1萬美元，減去美國分行應繳未繳的15.1萬美元，除已上繳黨組織的經費，凈值143萬美元。1948年至1949年，廣大華行上繳黨組織315萬美元、20萬港幣以及一些金條、法幣和其他物資。按照政策，盧緒章還拿出40萬美元發(fā)還了非黨職工的股份。妻子毛梅影（非中共黨員）曾提出希望退還自己在廣大華行的股金，以補貼家用。但盧緒章認為，毛梅影作為自己的家屬，退還股金并不妥當，因而直接將自己和妻子在廣大華行的全部股金和紅利都作為黨費上繳給了黨組織。
毛澤東曾在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接見盧緒章，并對他和廣大華行的工作進行了鼓勵和肯定。為黨賺錢，也成為盧緒章工作的信念和動力。事實上，從1942年至1949年，除小額經費的多次周轉，廣大華行還向黨組織提供了5次較大規(guī)模的資金援助。在領導廣大華行近10年的時間里，盧緒章為調節(jié)黨的地下組織經費問題作出很大貢獻，他自己也真正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革命戰(zhàn)爭年代，盧緒章身處艱苦的特殊環(huán)境，與資本家打交道，跟國民黨人周旋，冒著風險為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工作成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后，他曾先后在中國進出口公司、外貿部、國務院僑辦、華僑旅行社、國家旅游總局、國家進出口委、外國投資委和對外經濟貿易部等擔任領導職務。